检讨厅中，众翰林都是若有所思，张敬修之言虽是功利，可又以事功解释修身，以立功修行道德，在功中见德，可谓是另辟蹊径来达到立德的目标，而立德、立功、立言不正是儒者所追求的三不朽吗？

不过翰林们打小就研读四书五经，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又哪会轻易被张敬修说动，尤其是有理学大家之称的周子义及沈鲤，更是觉得张敬修之言非是正道，他们对于理学一道的坚持，岂会因张敬修几句话而动摇。

但见周子义一脸肃然，捏须沉吟，看向张敬修，目光并不严厉，却有着宁静与坚持：“张修撰说国朝多年积弊，非是经书及仁德可以解决，此言大谬！余以为，如今世道之衰，不在于事功有无，而在于士大夫不知礼义仁德为何物，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功利之场，这才是国之大忧愁。因此，才更要以儒术定纲纪，持纲纪以明赏罚，使民日劝善改恶，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此一道同心，正人心而维国脉之本也。张修撰却大谈功利之说，岂不是舍本逐末。”

“此为正理之言，乃治国之正道也。”

“不错，以纲纪正人心，天下自然大定，人心向背，纵是事功，又有何用？”

“董子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此乃正谊明道，以功利讲仁德，实不可取。”

众翰林中，除少数崇尚心学外，大多都坚持理学为正宗，对张敬修之言并不认同，这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所坚持的价值观不同。

张敬修微微摇头，翰林院堪称是文人的最高殿堂，是执天下文坛之牛耳的地方，大才子王世贞就心心念念地想入翰林院为词臣。

翰林院地位如此之高，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翰林，自然是这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就是大明官绅主流观点代表，从这些翰林中就可看出，天下持这种观点的占据了绝大多数。

而张敬修在后世读《万历十五年》时，就对书中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并也有过深入思考：大明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在这个交通信息不便利的年代，管理这么大的疆域，皇帝到底依靠什么呢？很简单，各级官员。

但是皇帝要如何管好各级官员？官员们又该如何替天子牧民，安定天下？

这就需要有一套全天下人都遵守的“行为准则”，让他们一步不敢越线，否则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死。这套行为准则，就是圣贤书里的伦理道德，读书人一直所学的圣贤书，就是在学习怎么治国。

所以，这样当官就容易多了，因为办事的规章程序都在那里，按照这个来就行。遇到麻烦了，翻翻圣人书，是不是违反伦理道德？文人靠书上的“道德”治国，一切也就好解决了。不管是地方官还是京官，都可以这么来，很简单。这也是这些精英们维护以德治国的真正原因。至于事功、变革，他们是打心眼里害怕，也不想去做。

虽然这些熟读四书五经，从层层重围杀出来的官绅中不乏高拱、张居正、潘季驯这样的实干之才，可这只不过是幸存者偏差而已，其中大多数精英只是成为权利斗争高手。

张敬修吁了一口气，问周子义：“周编修说以儒术定纲纪，以纲纪定人心，那么敢问周编修，若是你非是朝廷命官，而是一个家中田地被豪强兼并、失了生计的小民，以至心中怨恨，纲纪可定你心否？还请周编修实言告之。”

周子义张了张嘴，很想大声说’可以’，但这并不是舍生取义。

其他翰林也都沉默不语，若是真面临没有生计的绝路，人心要定，那就只有重获生路，这个时候，凭借儒术所定下的纲纪，又哪能真正安定人心？

张敬修继续道：“若是在下面临这等局面，除非另有生计，心才可安定。现天下流民日益增多，不就是因为失去生计吗？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我等为官，便是要为百姓之仓廪衣食奔走，兼以仁义道德教化，才是牧民之正道，而非将二者颠倒，亦或是只谈仁德教化，不谈为民事功。”

周子义听了道：“此言差矣，以仁德教化就不是事功吗？此功莫大焉。再者，仁德当在功业先。譬如，汉高祖抛妻弃子，唐太宗手足相残，此二君纵克定祸乱、创立不朽基业，但无明理，以修内圣之心，于齐家明伦有亏，天下人心不服，与三代以仁德定天下差之远矣。我等圣人弟子，不先以仁德修身，以仁德治世，反以功利治世，如何能让天下人心服？”

刘邦将儿子女儿丢下马车逃命，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这等行为有悖人伦，在儒家眼底，德业是第一位，功业是最末，这等德业修行如何与三代的君王相较，天下人又怎会心服？故而，此言也得到厅中翰林们都认同。

此时，在天下这最为清贵之地，翰林们的闲聊，俨然成了一场辩论，一场以事功为主的功利之说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论，这是两种不同观念的碰撞。

张敬修心道：若是不将周子义驳倒，他这种事功及不避讳言利的倡议，要得到这些清流华选的认同，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