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族群信仰复杂，主要信仰东正教和回教，过去俄国将信仰东正教的划分为俄罗斯人，信仰回教的称作鞑靼人，现在中国人将信仰东正教的也称作俄国人，信仰回教的称作回人，可实际上他们的语言复杂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现在都被中国人用高强度的乡村管理，控制在村庄之中。

俾斯麦觉得，这就好像一种变异的农奴制，他很确信这一点，因为他发现，村庄会组织村里的青壮工作，并不给他们支付工资，组织他们维修水渠，修建城墙等公共工程，甚至谁家盖房子都是大家一起劳作，他们称之为“帮忙”。

农奴制色彩稍弱的是，这种集体劳作并不强制，如果劳力去了城里打工，也不会招回来服役，这并不是法律义务，而是一种习惯上的义务。

虽然在所有民族中实行的一种模式，但俾斯麦还是发现了不同，中国村庄周围的田地经营的普遍更好一些，不但庄稼的长势更好，就连渠道等公共设施的状态也更好。而俄国人聚居区的公共设施条件就要差一些，水渠里长满了草。一些其他民族状态更差，有的甚至田野都是荒芜的。

俾斯麦总算看到了一些危险要素，他认为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最后产生民族矛盾。

中国也设置了管理水渠的官员，但他们只管干渠部分，官名叫做渠正，这些渠正根本不管进入各村农田之间的灌溉水渠，他们只负责干渠维护，水闸的正常开闭等工作。

随着回教民族甚至俄国人对自己村社管理的劣势，他们的财富水平肯定越来越差，民族矛盾就会爆发。而且优势民族会对劣势民族产生歧视，排挤等现象。俾斯麦发现政府唯一的防止措施是禁止土地买卖，否则土地肯定早就开始兼并了。

土地虽然没有兼并，但俾斯麦看到了人口兼并现象，他发现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移民，开始吸纳周边其他民族的妇女。中国人的种族观念似乎很淡薄，他们不介意跟异族通婚。这跟欧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俾斯麦可是知道在波兰地区，西部的德国人看不起波兰人，不愿意跟波兰人通婚，而东部的波兰人又看不起乌克兰人，不愿意跟乌克兰人通婚，同时所有民族都看不起犹太人，没人跟犹太人通婚。除非特殊情况，优势民族绝不会娶劣势民族的女子为妻，特殊情况则是守寡的大龄中年男性，或者身患残疾的情况。

这里的中国人不一样，即便是健康的，家庭条件富足的男性青年，他们也在娶其他民族的女子，但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娶第二个妻子。

他们实行的竟然是堕落的一夫多妻制！

由于语言沟通不便，俾斯麦看到的往往流于表面。其实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还是很强烈的，别说当地的异族，对整个欧洲人都有歧视，称白种人为番鬼。

但对异族通婚情况确实比较包容，主要是男性娶女性的情况，如果谁家把女儿嫁给一个外族，则是会被嘲笑的。娶外族女子为妻的情况，也并不是普遍现象，富家子弟还是以娶本族女子为主，娶异族为妾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目前是自耕农经济，家家条件其实都差不多，不太愿意将本家女子嫁给别人做妾低人一等。可是在重男轻女的腐朽思想影响下，每家都是一定要生男孩的，有的妻子生不了孩子，或者一生就是女儿。这时候娶一个外族小妾，那是为了传续香火，会得到本村所有人的谅解，甚至妻子都必须支持。

至于那些通婚后的混血儿，是不会受到歧视的，因为大家看重的是男性血统，只要他爹是中国人，他们就被自然的认为是中国人。如果他爹是异族，就自然会别看作是异族。只是模样上的差别，让他们出了熟悉的村子，依然是受到歧视的。不过这种歧视，依然是要比欧洲的种族歧视来的温和，更多是心理上的排挤，而不是行动上的攻击。言语上的侮辱，也大多是关起门来之后的评头论足，而不是公开的嘲笑。甚至这种背后的议论，在阶层的道德中，也是不被接受的。

说道，俾斯麦也看到了教育情况的差距。他发现这里一个村子，或者几个村子，就会设立一个学校，一种很简陋的学校，一个老师，带一群孩子，少的只有几个人，多的几十个人。

中国人称之为公塾，这些公塾的经费并不是政府划拨，而是他们在移民初期，就已经给这些公塾保留了一些土地，一般都是最好的土地，这些土地分散在各个村庄里面，名字称作学田，由各村的保长管理，保长安排人进行耕种，产出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公塾的运作，包括支付老师的工资和修缮房屋，种植这些学田的人，也不是无偿劳动，而是租给那些有额外劳动能力的家庭，他们得到大部分收获，只把一部分收成交出来，称之为地租。

这套公塾系统十分简陋，也没有固定的教材，基本上只能教给学生识字，少部分公塾的老师还会教算盘等算数。俾斯麦在学堂里看到过一些标语对联、匾额，他问过别人意思，说是教育不分阶层的意思有教无类。

中国皇帝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至少能写字，但并不强制，学堂就放在这里，供所有家庭的孩子免费，爱读不读。俾斯麦发现，确实有不让孩子去上学的家庭，往往是一些底层家庭，贪图孩子那点微薄的劳动力。不过绝大部分家庭都会至少让孩子去识字，因为他经常听人说不上白不上，好像不去上学就吃亏了一样。俾斯麦不知道，这其实大多数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许多老农民内心寄托着怎样的望子成龙的情节，他不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