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的执政是从琼州开始的，当时手下将没有几员，官无几人，只能依靠胥吏来治理地方。在实践中，他发现以那些老吏主政的地方，不仅地方安定，且政令畅通，无论是征收税赋，还是征发民夫皆能很快完成。反之正牌进士出身的官员主政的州县却问题不断，工作难以开展。

从那时赵昺就意识到胥吏作为各级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虽然只是奉命处理各项琐碎的细务，看似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殊不知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务构成了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为国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终都要细化为各项具体措施，并由胥吏来加以贯彻实施，没有胥吏的参与和努力，再好的法令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正是由于胥吏对法令典故的熟悉，使得他们在保证各项法令的贯彻与实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官员无论愿意与否，在行事时都不得不依靠这些刀笔之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根本做不了基层公务员的业务，写八股、吟诗作对他们行，收税、断案这样的必修课还得雇师爷统筹，更不用说漕运、仓储、账目这些专业工种，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从此意义上说，胥吏在封建官僚统治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且官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痛苦与需求有深入的了解。即便是号为“亲民”的地方官员，受到任期及回避等制度的影响，很难对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他们每到一地都是被一群胥吏拥围着，不仅在处理公务时要顾盼左右，就连对民生疾苦的了解也大多来自身边的胥吏。

而胥吏则不然，他们大多出身自贫穷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则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因为本身性情不合或学识不足，而无法进入仕途，成为文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他们直接来自民间，因此对社会现状与百姓疾苦有着比一般官员更深切、更直观的感受。

随着行朝迁到琼州，大批官吏随迁而至。赵昺对胥吏的了解更深了一步，他们从事着本部门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执行其上司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其职能服务性和事务性比较突出。具体地讲如管理文书和账籍、掌看仓场库物、催督赋税、维护社会治安以及跑腿打杂等，可以说吏胥遍布于各级政府组织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可听徐宗仁的解说，到了宋代有流内官品的吏胥地位却是不升反降，干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参皇帝的资格，比他们级别低的士人官却能享受这种荣誉。甚至还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参加科举考试，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给你干掉了。

赵昺不由的腹黑了一把，假设《水浒传》说的真事，宋江这个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除了造反再洗白还真没什么可能性。当然，武德大夫这个表示多少级干部的职称本身是南宋才出现的，后两个职务则根本不符合宋朝的制度，纯属是施老头儿开了脑洞，也不可当真……

“呵呵，朕有些明白了，在琼州时朕将那些朝官放到各地州县，甚至乡里充任胥吏，他们并没有反对，如今到了临安反倒是有人出声，看来是把那当做了‘一隅之策’了吧！”赵昺喝口茶笑笑道。

“陛下所想也不尽然，初抵琼州之时官员过剩，从而人心惶惶，担心自己被裁撤从而生活无着。陛下能为他们寻一处安身之所，感激尚来不及，哪里会反对。再有便是陛下所言，以为只是应时之策！”徐宗仁想想言道。

“徐尚书倒是直言不讳。不过事实证明朕当时的想法是对的，进入江南后这些官员受命牧守一方，皆能在身无幕僚胥吏帮衬之下，亦能治理地方、安抚民心，朝廷也是从中受益。难道不值得继承和推广吗？”赵昺赞了一句后言道。

“陛下有所不知，欲将胥吏纳入正统仕途之列的非是琼州为始！”徐宗仁施礼道，“王介甫为相主持变法之时，亦曾把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以重罚约束；另一方面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地位，欲将他们纳入品官之中。”

“哦，原来早已有之，既然……”赵昺听了有些惊讶，他还以为是自己带来的‘先进经验’呢，没想到却仍是步前人后尘，不过很快释然了，后人的制度不也正是来自前人的经验吗！他本想说既然有了这制度，照此办理便是，还省的口舌了，可转念一想这制度肯定是早已被废黜了，否则又怎有此时的难题，摇摇头讪笑道。

“王介甫被贬罢之后，此事便也不了了之。其后，朝廷认为吏员太多、太滥，便令中书舍人苏辙裁减。当其为吏员难裁犯难时，有小吏白中孚进言称：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

“嗯，朕有些明白了！”赵昺点点头道。徐宗仁虽说的隐晦，可他也听出其意是指一时一地的改革的结果是难以形成制度的。而其引用小吏之言又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其意就是虽然以前吏员待遇低，但是没有重罚跟着，所以都收贿赂，就不希望别人进来分肥，所以编制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虽然待遇提高了，却有重罚跟着，不敢收贿赂，那就巴不得多来些人进编制，分摊下来，活儿少清闲。

而这套政策之所以被后继者废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涉及到了皇权——士大夫体制的本质问题，就是这套体制的导向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为了稳定。很意外吧，可就是这么奇妙。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再有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输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甚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个体系逻辑中，“浪费”和“低效率”是必须的，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可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不分官还是吏，都一个德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变革，或者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