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苏南太仓人）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说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陇西成纪人）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认为此举将激起民变，要把对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团体要数东林党，这个起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士大夫集团在中文互联网历史圈争议极大，而赵昺以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朝廷还是他们，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国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赋又是难以推行，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想要在日益兴盛的工商业中分一杯羹。

但此时要想让江南无声地做好帝国奶牛已经不太容易，当年的朱元璋可以轻松没收大量江南富户的家产，但万历皇帝却只能绕开官僚体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且几乎每次行动都会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而其背后都有江南士绅的影子。

张居正改革后，明代税收由实物征收改为货币化征收，但江南地区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断提高。田赋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最终主要的负担都压到了北方小农身上，在辽饷加派中，北方农户的平均负担远远超过南方，而江南，苏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带的户均负担更是在南方诸省较低。

然而登上权力巅峰的江南士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了无可救药的国势，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关外的铁骑，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时代悲剧……

当然现在赵昺还不会面临南北士人相轻的问题，因为大宋的触角刚刚摸到中原的边上，在用人问题上别无选择。而北方士人虽然同为孔圣一脉，但是由于已经分属不同国家，处于敌对阵营，在意识形态已然产生了分裂，双方已经势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必须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赵昺无奈的是士人们文人相轻的恶习不改，在学术上争论也就罢了，骂骂北方的同仁们也没啥大不了的，还发展到了‘窝里斗’，大家按照地域所属互黑，人为的制造分裂，让他这个皇帝十分难做。而更加恼火的是那些乡绅们并没有表现出士人们该有的高义和爱国，却是沾染上了一身铜臭，更为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赵昺不能不忧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现在鼓励发展工商，而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士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有头脑，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致富。积累了财富后，加之传统的‘学而仕择优’的思想必然会将钱财投资于教育子弟上，让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僚。

不要以为科举为平民阶层入仕提供了公平的渠道，其实也只是相对而言。读书也是需要经济基础做后盾的，小到笔墨纸砚，大到聘请名师、四方游学，那都需要钱，而家无余财的平民子弟在这方面是无法与殷实的乡绅们相竞争的。

赵昺身边人多是官宦子弟和乡绅出身，不仅是处于拉拢之意，而是他们这些人确是有真才实学。他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见识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举上也能更容易出人头地。入仕后有家中父辈的提点，门人故旧的捧场，官路也会别常人更为顺畅，甚至得以出将入相。

作为士人根基的乡绅集团，他们基数大，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也会很多，现下也许不会影响到大局，但是几十年后呢？谁也不会保证他们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绅、士多位一体的利益集团，进而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响到国家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