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云通呈献给赵昺其实就是一本人体解剖图册，这个东西在现代可以说是十分平常，在任何一个小诊所的墙上都会挂着一张，但是在古代却不是那样，而是十分神秘和隐晦的东西。他作为‘神医’看到太医院收藏的解剖图却是直叹气，这真是太简陋了。

现代人都知道解剖学是医学最为基础的东西，若是不明解剖部位给人看病就是盲人骑瞎马，而战场上出现的创伤主要就是外伤，一个医生连内部结构都不知道就动刀，那与谋杀无异。为了挽救战场上士兵宝贵的生命，他只能再次出手了，但这也是冒着风险的。

赵昺在前世曾经目睹过一次中西医间的网上论战，对医学他就是门外汉，根本不敢插言，但是也从中明白了不少东西。据一位中医‘大神’说，中医的解剖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时代，而能够确认的最迟也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皇帝内经》中已经能够描述内脏的大概位置和形状。

不过因为在封建礼教压迫的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逝者为大”，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解剖行为，都为世人所否定。即便是仵作也不能解剖尸体的，他们只能靠强大的知识库和仔细的勘察，根据尸体症状判断死亡原因，因而解剖行为都是暗中进行的。

在当下流行的解剖图是来自北宋时期的两份图谱。一是《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年间吴简组织解剖了欧希范等五十六具死囚尸体，绘制而成的；另一份影响较大的是《存真图》。但是在赵昺看来，《欧西范五脏图》吹得虽大，但是还过于简陋，与现代解剖图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而影响最大《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精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左右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也是这样描述脏腑位置：“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肾则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后来元明清的许多脏腑图、脏腑图，大多是以《存真图》为蓝本画的。

在此后，古代中医的人体解剖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原因除了法律严加禁止外，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知识分子重“道”轻“器”，导致了中医解剖学日渐式微。直到清朝王清任的出现才有所改观，其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对被同行们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这都是赵昺作为旁观者听来的、看来的，也只是半信半疑。

对医学深感兴趣的王清任在游历至滦州稻地镇，发现当地正发生严重的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却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坟地四周皆是“破腹露脏”。无力阻止这场灾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前往坟地，观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肠的尸体，目的是借此机会弄清楚人体内脏的真实状况。

而王清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多年的医术修习让他发现“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而良医的匮乏，又在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批评同行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尸体遭野狗啃食，他没有能够观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究竟“是斜是正”。

为了补上这桩遗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尸体。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在京城，一次见到了脏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

其批评《难经》，说它对心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长若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一种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觉，实际上却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