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中古今相似，如果要以维持和平为衡量标准，大家会发现，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进贡体系是更优越、更有效得多。之所以大力主张国和国之间地位平等，主要是担心只要有不平等，大国就会欺负那些小国。

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强汉、盛唐，还是所谓的弱宋，周边的藩国间可以说少有冲突，那就是因为有中国这个老大，因为存在这不平等关系，这就意味着有了可以替自己做主的人，有了大家一致认可的仲裁权威。

所以只要外藩们承认中国是老大的地位，接受中国的册封和赏赐，它也负责保护这个小国家的安全，各方面优先考虑这个小国利益，甚至都不会去干涉藩属国的治理，更别说还有兴趣去占领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非但没有欺负藩属国，反而还会为藩属国提供很多安全保护。

当然，进贡体制已经湮灭在历史中，以后也绝没可能再恢复这种体制了，而赵昺却知道在现代的国际政治中的实质上，在很多区域依然还存在进贡体制的影子。由此可见，但凡这种国与国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存在有一个当家作主国家的地区，反而基本都比较和平。

既然政治上有利，经济上获利，为何海贸最为繁盛的宋元都曾试图进行海禁，赵昺觉得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觉得做得是亏本买卖。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结果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

而明朝曾经遣郑和六下西洋，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其实本质还是为了扩大海上贸易，但后期要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呢？赵昺想来想去，他发现主要原因竟是被某些人玩儿坏了。

赵昺知道明史关于“有贡则有赐”的记载又很多。一般在通常情况下明的回赐值要比日本的贡品值高出一至四倍，有时甚至高出十余倍，除了贡品和使节们的自进物外，还有朝贡使节和船员水手们带到明朝出售的附载物，明朝收买部分商品的货款叫给价，给价往往也高出市场同类货物价格的一至四倍，甚至更高。

另外明朝在迎送朝贡人员，为其准备衣依住行方面也耗费了巨大开支。朝贡使团自到大明起到回国止，不仅口粮、延途开销等，而且进京贡物的往返一应脚力，全由明政府供应，甚至回国途中口粮也拨给三十日份。所以从明朝的回赐、给价以及对朝贡使团种种的优厚待遇中，朝贡使团摆明了在明朝得到了大量的经济实惠。

在世人的认知中朱元璋的出身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最屌丝，但赵昺发现他老人家搞朝贡贸易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有暴利需要。其的朝贡贸易是中央政府垄断的不平等交换，且中间的套路极多，可谓是即挣足了天朝大国的面子，自己也落了实惠的。

朱元璋时代的朝贡使团带有贡品，大家都知道，且要光是看这部分贡品和回赏，明朝肯定是赔本的，不过朝贡使团往往还带有超过贡品价值十几倍的“附至货物”，明廷占便宜的地方就是“附至货物”贸易。朱元璋霸气地规定这些“附至货物”的六成明廷包圆了，外邦使节、商人们就不用另外找销路了。

而如果外邦使节觉得明朝政府人傻钱多，那他才是很傻很天真，因为如何付账是朱元璋说了算。不但付款方式是价格他说了算，如何结算也是自己定义，可谓是超级霸道的帝王买家。

比如明朝国内一斤铁的售价是五十文钱，明朝付给朝贡使团的价格却是一斤铁三文半钱；明朝国内一把普通大刀的价格是六十二文半钱，日本进口倭刀的价格却被明朝硬性规定为三十七文半钱；明朝国内一斤胡椒百文，而收购使团的胡椒价格仅是三十五文钱。

朱元璋还特意规定买这些货物，货币只占一成，其他九成用绢或者其他实物抵扣。早年明朝中央政府给予的货币其实是官方比价的纸钞，完全没有贵金属储备金，老朱家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明朝政府抵扣的绢也非常“坑人”，国内售价在二百余文到六百文间波动的一匹的绢，明朝政府愣是弄出了千二百文的售价。

所以使团购买了明朝货物，明朝政府都涨价了十几倍，明政府可特别规定使团买东西要么要真金白银香料付账，要么接受明朝官方的“坑孙子价”。朱元璋父子这么宰人，可外邦使者还是抢着上供，其实正是因为和中国贸易依旧存有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