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朝廷回购的粮食陆续调回京师与各地常平仓，用于战备与灾备粮！”

“从勋贵豪族等手中所收的庄田依旧设为国营农庄，立即减租，建立稳固的田地承包制。”

接着，朱由校又对接下来的执政任务做了谕示。

“臣等遵旨！”

韩爌和熊廷弼等皆回了一句。

众臣都脸带悦色，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皇帝陛下虽然残暴狠辣，对盐商、对叛乱士绅、对藩王、对外番诸国、对勋贵都可谓刻薄寡恩至极，极尽搜刮之能，但搜刮来的钱粮却并不是用于个人享乐，而是用于富民安民、以及强化国力、增强朝廷统治之能。

更为理想主义，希望大刀阔斧改革的熊廷弼很喜欢这样的天子，也觉得这样的天子才算是雄主。

他也因为久在御前中枢历事，而开始更清楚的明白，为何天子即位之初，就无条件信任自己经略辽东，他认为是因为自己如今效忠的这位天子是真的乃天降之雄主，有非凡之英才。

当然，事实上，朱由校信任熊廷弼不是本身才能卓越、有先见之明，而是历史经验给他的答案。

但朱由校现在的一系列表现的确让熊廷弼对朱由校更加的钦佩。

比较偏现实主义、讲究阴阳调和、治大国当如烹小鲜的韩爌不是很喜欢朱由校这样强势的天子，也很不适应。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今天子也算是用心深远，既敢以残暴之手段镇压藩王，推行新政，也知道藏富于民，知道通过加强治学之事启迪民智，知道让利惠民，以使民心得安，更知道通过加强基础建设来强化统治之能。

韩爌很愿意看见皇帝把朝廷收入大量用来帮助百姓复工复产、用来建设学堂、医馆，这符合他希望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

但他不得不承认的是，皇帝陛下之所以能有足够多的钱粮用来藏富于民、教化民众，很大程度是因为朝廷从外番诸国借了上千万石粮。

因为只靠自己国内清丈田亩得来的粮食，只能够在这次的粮价之战中，稳住粮价，很难把粮价压低到让勋贵豪族们倾家荡产的地步，也很难让粮价维持到比万历中叶还便宜，自然也谈不上能够在扩兵的同时还能藏富于民。

韩爌内心的想法是，大明还是得有点天朝上国的体面，跟邻里处好关系比较好，这些借的粮还是还了比较好，大不了国库少点存银，只要把借的粮还了，睦邻友好，军事压力也就没有了，自然也就用不着扩兵和崇武，到时候只把国内改革所增加的收益花在藏富于民身上，就足以称得上是盛世了。

但韩爌知道皇帝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没有提出来自己的看法。

“天启四年的太仓钱粮总收入预估出来有多少？可有超过天启三年？”

朱由校这时候突然问起国库收入来。

朱由校即位以后，为了解决明朝赋税上缴的库过于繁杂的问题，就早已下旨所有各类税赋统一交到太仓，而不像以前一样，因为没有包税制，一个县需要向很多官衙如户部、内廷、太常寺等运输各类赋税，现在则是统一交到太仓，再由太仓分配。

而这样一来，太仓也就正式成为了国库，太仓的收入也就成为了衡量国家收入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