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查。”

“那你们对这些找人者怎么交待？”

“我们希望他们能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去找孩子。”

曾家辉知道这些都只不过是当地的敷衍之词。他在汇报会后，让工作人员针对举报通告收集的情况进行了一下汇总，竟然有近两千人报了人员失踪。他把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叫来，“这些信息你们核过没有？”

“初步核了一下，应该存在，但这些人多数不能确定在三江省。”

“你怎么看这一情况？”

曾家辉又问。

公安方面的人员解答：“这近两千人举报涉及到30个省，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有。其中18岁以下的两百多人，成年人最多，年龄最大的都超过八十岁了，一个东北群众说自己一个亲戚在抗战时期就被日本人抓到三江修铁路了，一直没回，问能不能找到。所以，情况很特殊，现在我们只有逐一核对是否有这两千多个人，不过目前对上的寥寥无几，只有几十个，大多都不在我们这里。”

曾家辉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吩咐，“好好接待这些举报电话与举报人。”

“我们的民警接电话可是受了不少气。我们的一个民警说，一个在外地火车站丢失亲属的人给警方打电话，我们问他们丢失的时候亲人是否精神正常，对方说反正丢的时候是正常的，意思是到了你们三江省是不是被迫害的不正常了，就不知道了。唉。”

曾家辉知道在各种渠道的舆论压力之下，警察干这事儿确实也怨言，可咋办？事件出了，关键是做好工作，只能安慰一番算了。

可接下来的情况，他就无法安慰这些警察了，当地安排一百名警察找到砖窑带回来的一百人，整整问了一个晚上，结果这些民工都声称是自愿来的。其中有十多个民工说，“你们要是出路费，我就回家看看，我们说好，掏路费送到车上。”

曾家辉了解这一情况后，亲自去看望这些民工问情况，“砖窑承包商说你们住的屋子从没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