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的总账分账，都在北档房手里，国家的岁入岁支，亦只有北档房的司官才掌握确数。司官亦是两员，满汉各一，不过真正管账的司员胥吏，却全是汉人，这是因为……因为……”

说道这里，想起东家的身份，略显尴尬地停住了口。

“没关系，钱先生尽管说。”关卓凡摇着头说道，“满员的昏庸无用，通朝皆知，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他们自是不能跟爵帅相比。”钱鼎铭拿这一句来圆了场，才继续说下去。

“我在北档房待过，因此历年的岁入，倒也能记得清楚。我朝赋制，承自前明，顺治年间，岁入大约在二千五百万两，到了高宗时候，最高到过四千八百万两。道光爷的时候，让英国鬼子打进来一回，以后的岁入，一直在四千万两上下。最近这十年，虽然闹长毛，可是收钱的路子也比过往要多一些，因此岁入也到四千五百万的样子。”

收钱的路子多，主要是多在新增的关税、厘金、捐纳和加派上，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永不加赋”四个字，怕是早已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名不副实了。

“四千五百万两，那也很不少了。”关卓凡一边把钱鼎铭的话跟自己的历史知识相互印证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说。他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赔偿外国兵费这一项，还没有成为朝廷财政的负担——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加起来也不过两千万，逐年分摊，数目上看着就不算大。

再往后，就不对了。甲午战败，赔款两亿三千万两，八国联军进京，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再加上分期摊还的利息，总数一共达到了十六亿两。

十六亿两，我干你妹！

想到这个数字，关大人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

有十六亿两，老子把你们各种西洋东洋的妹子，一个个干过来，老的不要，小的不要，丑的不要，一个给十两，那就有一亿六千万个，一天一个，足足可以干上……多少年呢？

他还在心里咬牙切齿地算着数，钱鼎铭却再也猜不到关大人的龌龊念头，自顾自说了下去。

“看着不少，但真正能进户部库房的，却又不多。”他摇着头说道，“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九年，一共八年里面，户部进银只有七千六百五十六万两，平均每年还不到一千万。支银却有八千三百三十四万两，里外里净亏了七百万两。所以仓空库空，最窘的时候，银库里只有十一万两银子，大家都把管部的尚书，叫做‘司空’大人。”

这又是一个可笑的典故，不过却是实情。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是赋税的分流。

早先的时候，但凡有动刀兵的事情，都是朝廷指派大将，拨给军队，钱粮亦由户部筹措。相应的，地方钱粮，亦要一概解京交仓，由户部度支天下。可是到了洪杨乱起，朝廷终于撑不住，旗营和绿营再也无力平定，只得依靠地方督抚自己想办法，大办团练，造就了许多类似于湘军这样的地方部队。

让别人办团，又没有钱拨给别人，自然只能允许地方上自筹兵费。于是应份解京的钱粮，越来越少，大部分都由地方上截留，自收自支了。不过朝廷的权威也还没有完全丧失，不管地方大员花了多少钱，必得记清经手账目，到了办理报销的时候，还是要经过户部这一关，只是往年实物实银的收支，现在变成了账目上的收支而已。

“也就是说，现在户部一年能收到的实银，也就只有千万之数？”关卓凡大失所望，试探着问道。户部没有钱，那么他能忽悠到的好处，愈发有限，说来说去，还是只能抓牢江苏这块膏腴之地了。

“现在是这个数，不过江宁破了，眼见得大乱就可以次第戡平。”钱鼎铭抚须笑道，“赋税之地重开，军费这一块又可以省去，一进一出之间，户部的曰子，大约又能好过起来了。”

对于钱鼎铭这个乐观的看法，关卓凡不敢苟同——太平军的残余固然已不成大害，可是捻乱未平还不说，西北的回乱已经渐起，想要马放南山，那还早得很。

“嗯，嗯，但愿如此。”他敷衍着说道，“惟其如此，才能有余钱投到洋务上来。”

没有想到，钱鼎铭对他的这个说法，居然也不同意。

“爵帅，户部的进项再多，要说有余钱，那也未必。”钱鼎铭大摇其头，“苦了好几年，这一回，户部不能不多拿些钱出来，将养……”

说到这里，忽然惊觉，再一次尴尬地收住了口，不知该如何接下去。。

“定舫先生，你是知道我的。”关卓凡平静地说道，“在我这里，你从来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也不须避忌什么。”

“是，”钱鼎铭尴尬地一笑，略作犹豫，还是说了。

“将养……将养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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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