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闽人办闽事”，不但没把事情办好，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福建帮”。刘步蟾、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拉帮结派，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一面排斥舰队“总查”琅威理。

琅威理是英国人，赏提督衔，总责北洋舰队训练。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却因性格刚烈，治军严明，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矛盾累积，终于爆发了“撤旗事件”。

1890年初，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3月6日，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

琅威理质问刘步蟾，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但我这个“副提督”还在舰队里，怎么可以降提督旗？二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李中堂说，北洋舰队哪有什么“副提督”啊？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

朗总查大怒，愤然去职归国。

英国政府也很恼火，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

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琅威理去职后，舰队训练废弛，纪律松懈，军官携眷陆居，士兵去船以嘻，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四年后，李鸿章、刘步蟾等，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撤旗事件中，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根本原因，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关卓凡认为，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但并无籍此控制中国军队之意。这一类事情上，英国人的行为。还是职业的，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

而我们疑神疑鬼，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如此，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

后世居然有人认为，“撤旗事件”中，李鸿章、刘步蟾等人，“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真是不知所谓！

历史告诉未来，原时空告诉本时空，请问，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

首先，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德克碑两位去西北。“以为強助”。左宗棠是晓事的，答应了。

调开法国人之后，我要用英国人了。

船厂的营运模式，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中国人跟着当学生。这条路子，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外资独资”颇有不同。关卓凡认为，第一，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第二，分工上，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即先易后难，技术学到手了，再由小船而大船。

马尾船厂的洋监督、洋技师，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

正常情况下，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何况，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

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比不了美国，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卢卡斯的任务，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进行“背景调查”，做最后“把关”。

船政学堂呢？

第一，要完全独立于船厂。

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这个眼界太狭窄了，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相当程度根源于此。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实习基地”，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

第二，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

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本来就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教授造船、轮机、设计，“后学堂”教授航海及驾驶。这“前学堂”也罢了，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可是这“后学堂”，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

怪不得教出一班奇奇怪怪的学生来呢。

分开分开，本时空，“前学堂”易名“福州造船学堂”，“后学堂”易名“福州海军学堂”。

一，部分教师，两校可以共用，但体制上，两校完全独立，互不相属。

二，名实相副，造船的就叫造船，海军的就叫海军。

还有，再也不叫什么“水师”了，名不正则言不顺，从现在开始，培养海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