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妃竟是猜的极准。

第二天，登基大典的日期，正式公布了——就在“国丧”期满后的第三天。

算算日子，圣母皇太后为文宗显皇帝“静修祈福”的一年之期，眼瞅着也要到了，登基大典之后，圣母皇太后就该自天津回銮北京了，大喜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啊。

当然，所谓“大喜”，有人以之为喜，有人不以之为喜，这就不去说它了。

今上的登基大典，一拖再拖，终于拖到了“国丧”期满，台面上的说头，是穆宗毅皇帝弃天下，今上姊弟情深，哀毁逾甚，不忍在“国丧”期间行庆吉之事；而真实的原因，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上头”不想沾穆宗的晦气。

如果在“国丧”期间举行登基大典，别的不说，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放眼望去，不仅太和殿内，个个一身孝服，太和殿外，从丹陛到广场，也是一片白茫茫的——哼，到底是办喜事儿呢，还是办丧事儿呢？

本来呢，就算是丧事儿喜事儿一块儿办，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可是，穆宗之宾天，不仅是早崩，且死因过于吊诡，这桩丧事儿的晦气，实在是太重了，能不沾惹，还是不要沾惹吧。

不过，将登基大典拖到“国丧”期满，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新君的践祚来说，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典，只有举行了登基大典，继统承嗣的所有程序，才算都完成了。因此，只要情况允许，新皇帝都会尽早举行登基大典，哪怕要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也只好忍一忍了。

拿穆宗来说，他是在热河“柩前即位”的，登基大典，则是从热河回銮北京后才举行的，已经算是拖了很长的了，不过，依然是在“国丧”期间。

新君继位上谕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举行，两者的时间，如果相距过长，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君继位的争议较大，为稳妥起见，在登基大典举行之前，不能不先做各种威逼利诱的功夫，如此一来，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后拖了。

因此，也有人是这么想的：今上以女子继统承嗣，自古所无，当然属于“争议较大”者，“上头”忙着梳拢异议者，登基大典，就只好先往后放一放了。

不论为了什么缘故拖到“国丧”期满，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洪绪皇帝的登基大典，就要举行啦。

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庙堂阛阓最瞩目的一件事情，凡和登基大典相关的，都能“蹭热度”，其中的“头条”，得算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

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主要目的，不为述职，也不是什么“观礼”——封疆大吏守土有责，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观礼”一说。

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捧读表文”的差。

这个“表”，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捧读表文”是至高的荣耀，一般情形下，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

“地位最高的亲贵”，一共两位，一位装模作样的“自谦”，或者说“避嫌”，不肯干这个差使；另一位则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闲云野鹤，这种事情，怎么还来找我，这不是难为人么？

于是，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事实上，曾国藩盈满之咎，常忌于心，并不愿出这个风头，而且，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另外，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距离北京近的很，旅途谈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无奈之下，只好奉诏入京。

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极峰：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亲贵之外，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

如此一位功绩卓著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就算单纯述职陛见，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更何况，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宣表官”，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外臣”？

曾国藩是“国丧”最后一天到京的，一进城，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磕头行礼——行了两遍礼，一次算是“请安”，一次算是“谒灵”。

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人还没有坐定，水还没有喝上一口，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

但是，曾国藩吩咐，不论来客是谁，一律挡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