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九年，浙江总督李卫重修，于庙门前重建石牌坊，额曰‘碧血丹心’。”

“嘉庆六年，浙江巡抚阮元重修，大门额曰‘岳王庙’。”

“最近的一次，是同治三年，浙江布政使蒋益沣重修。”

“以上，都勒石记载的。”

“康熙年间，”曾国藩沉吟说道，“拢共修了三次——算是很频繁的了。”

“明清之际，”赵烈文说道，“战火频仍，岳庙毁损的很厉害，半次一次的，也修不完——目下岳庙的格局，基本上是康熙年间这三次大修定下来的。”

顿了顿，“还有，那个时候，岳武穆还呆在武庙里——还是‘武圣’呢！”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曾国藩说道，“岳武穆是雍正四年移出武庙的吧？”

“对，雍正四年，世宗宪皇帝将岳武穆请出武庙，独尊关壮缪！”

“五年之后，”曾国藩沉吟，“即再次重修岳庙，这——”

赵烈文一笑，“算是有所‘补偿’吧！”

顿了顿，“爵相，我有几句题外话——”

“惠甫，你我之间，没有什么‘题外’、‘题内’之分。”

赵烈文不由感动，“是！”

顿了顿，“我以为，世宗宪皇帝做事情的魄力，本朝诸圣，堪称第一；不过，论及心胸，实在不算如何宽阔，既不及圣祖仁皇帝，也比不上高宗纯皇帝——”

“天聪九年，太宗文皇帝改‘诸申’为‘满洲’，次年，改国号‘金’为‘清’，即意味着，本朝和完颜氏的‘金’，已毫无关系；入关之后，列圣相承，一再示天下本朝得国最正——本朝承继的，乃是华夏正朔！世宗宪皇帝此举，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诸申”，即满语之“女真”。

曾国藩微微颔首。

“其实，”赵烈文说道，“高宗纯皇帝对于乃父的作为，颇不以为然，可是，又不好将岳武穆重新请回武庙——如是，世宗宪皇帝的脸面，可就不好看了！”

“于是，对岳武穆，另辟蹊径，加以褒扬。”

“乾隆年间，岳庙虽未重修，但高宗纯皇帝其实是本朝诸帝对岳武穆评价最高的一个，数谒岳庙，做岳武穆论，称其‘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

“又，‘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

“还有，”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高宗纯皇帝大约也是骂宋高宗骂的最狠的一位了吧？”

“正是！”赵烈文一拍大腿，“爵相说的，一定是高宗纯皇帝的读宗泽忠简集吧？那篇文章，骂起宋高宗来，简直叫狗血临头了！”

宗泽，谥“忠简”。

“是，”曾国藩点了点头，“正是读宗泽忠简集。”

赵烈文神采飞扬，“岳庙里头，就有这篇读宗泽忠简集！”

顿了顿，“这篇文章，其实是高宗纯皇帝的旧作，倒不是谒岳庙有感而发的，谒岳庙的时候，高宗纯皇帝自道，‘临幸西湖，为高宗昔日流连晏安而忘恢复之所故，手书一通，泐石湖上，以为万古君人者之鉴’——”

“不过，虽非专为岳武穆而作，摆在岳庙里，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偶阅宗泽忠简集，爱其乞回銮诸疏，不忍释手，既终卷，乃知章凡二十四上，而高宗漠然也。夫南渡去今，乃六百余年，读其疏者，未尝不嘉其血诚，赏其卓识，叹其孤忠，欲为堕泪。’”

“‘而彼时为之君者，听宵小深入之言，怀优游苟安之计，屏之而弗顾，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

“‘以致捐中原，弃赤子，谬曰：我终能延赵氏一脉于馀杭。呜呼！人而至此，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而天良丧尽者矣！’”

“斥宋高宗‘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而天良丧尽者矣’——嘿嘿，‘狗血淋头’四字，已不足喻了！”

“‘则兴复之举固未易，言也曰然，复仇其要也，兴复其次也，不共戴天不反兵，高宗于此盖两兼之矣，徒跣以从，不顾一己之成败利钝可也，而居临安玩湖山，称侄于仇，以徒得归葬之骸骨，是诚何人哉！’”

“翻来覆去一句话：宋高宗‘不是人’！”

“哈哈哈！”

“想说这种话的人，未必只高宗纯皇帝一位，可是，囿于君臣之别，不大好开口，高宗纯皇帝就没有这些忌讳了！”

“这番痛快淋漓，勒石于岳庙，岳武穆地下有知，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