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再也想不到”。

别的不说，基督教——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东正教也好，都是禁止自杀的，而天主教尤其严厉，而庄汤尼还是神职人员——

庄某自杀，不但“知法犯法”，而且“执法犯法”。

人既为上帝所造，其生命的所有权——就是上帝的，不是你自个儿的，自杀，乃是对上主的权力的严重侵犯。

另外，在教义中，人世的苦难，被当做上帝对你的历练和考验，因为不堪忍受而自行弃世，你就是对上主失去信心，等同“背信”，甚至“弃教”。

早年的时候，天主教对待自杀者是异常严厉的，其罪甚至过于杀人。

在法国，自杀者——不管死成没死成——都要被斩首，尸体不能埋入正经墓地，而要埋在十字路口——象征钉上十字架，供千人踩、万人踏，以为赎罪。

英国因为“别立一宗”，客气一些——不斩首，而是判处自杀者“缳首”，即绞刑。

当然，现在“文明”了，不这么干了，不过，教会对待自杀者的态度依旧严厉——自杀者不能进天堂，不能被主拯救，要身负罪孽，在某处等待审判降临。

没人给你办弥撒，不能入葬教会墓地，就更不必说了。

以上是普通教徒的待遇，庄汤尼既然“执法犯法”，自然罪加一等。

这——

他会自杀？

阿礼国第一个反应：不是“被自杀”吧？

然而，确实是自杀，不是“被自杀”。

得到关卓凡的首肯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军调处即再次来到“南堂”——这一次，不止于陈亦诚、马丁内兹两个处长了，前呼后拥的来了一大班人马。

不过，暂时未去再次“打搅”庄汤尼，表面上，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阿历桑德罗神父生前的“人际关系”上。

军调处的逻辑是这样的：

关于凶手犯案的动机，暂时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除了凶手自行宣称的、外务部照会中提及的两种之外，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凶手同受害者存在私人恩怨，出于泄愤或者其他的什么目的，必欲置致受害者于死地。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凶手的目标，当然不会是那个哑巴杂役；也应该不是文通译——至少，文通译不会是第一目标。

文某在北京是有家的，并不住在“南堂”里，只杀他一个的话，在外头动手就好了，根本没有如此大费周章的必要。

因此，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凶手的目标——或者说，第一目标——就只能是阿历桑德罗神父了。

不比庄司铎，阿副司铎只负责“南堂”内部事务，极少外出，因此，凶手要杀他，只能在“南堂”里动手。

因此，凶犯才以“捐献”为饵，大费周章的大半夜诳进“南堂”来，并要求司铎之外，副司铎也要在场。

“扶清灭洋，杀尽洋夷”云云，只是一个“障眼法”，用以迷惑办案人员，误导调查的方向。

文通译，可能是凶犯的同伙，被凶犯杀人灭口；也可能上当受骗，真以为凶犯要捐献巨款。

至于王杂役，就纯属遭受池鱼之灾了。

阿历桑德罗神父既然只负责“南堂”内部事务，同外界甚少关联，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此案的主犯，亦存身“南堂”内部，甚至，就是阿历桑德罗神父的某位同事。

啊？

呃如是，庄司铎怎么会认不出该主犯呢？

这个嘛——

第一，夜深之时，灯光昏暗，凶犯黑衣蒙面，分不出哪个是哪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嘛！

呃

第二，主犯本人不一定出现在现场嘛——没听说过“买凶杀人”这回事儿吗？

呃

第三，这个——咳咳，一切都还在调查之中，到底有没有“第三”，还不好说啊！

啊？你的意思，岂非是——

我的意思？都说了——一切都还在调查之中，一切都还言之尚早！嘿嘿！

呃！那，调查阿历桑德罗神父生前的“人际关系”，岂非就是调查——

这个嘛差不多啦！嘿嘿！嘿嘿！

我靠

没有人敢说“暂时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是不对的，而军调处提出的这种可能性，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也没有人敢斥之为无稽之谈。

于是，“南堂”所有“内部人员”，不论洋、华，从神父到仆役，统统成了潜在的嫌疑犯，一时之间，乌云压城，人人自危。

军调处的调查，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几乎是在搞“人人过关”了。

庄汤尼是最后一个接受调查——哦，接受“问询”的。

在此之前，庄汤尼的情绪，就已经接近崩溃了。

这十二个小时，对他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煎熬，到了后来，他甚至出现了某种幻听：“南堂”好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到处在“嗡嗡”作响——那是人们的窃窃私语，“看，他就是那个凶手！”

在庄汤尼眼中，每一个人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哪怕背对着他，目光也会拐着弯儿，投到他的身上——“看，他就是那个凶手！”